“三公”禁令是不是罪魁禍首？

持“三公禁令引起降價”一說的人認為,，“三公”禁令通過兩種途徑造成高端白酒價格下降：一是需求方面,，認為其抑制了政務需求，導致需求降低,，價格隨之下降,；二是供給方面,，認為其影響了囤貨者信心，引起供給增加,，價格下降,。

真是這樣么?

我們先看第一種說法：“三公”禁令抑制了高端白酒的政務需求

這一觀點值得商榷,原因主要有四：

第一，政文由來已久,，但之前并未出現(xiàn)明顯動蕩,。從1989年7月起，就有《中共中央,、國務院關于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決定》,，其中就提出嚴格禁止請客送禮，并于1989年9月進一步出臺《關于在國內(nèi)公務活動中嚴禁用公款宴請和有關工作餐的規(guī)定》,，詳細規(guī)定工作餐不準上價格昂貴的菜肴,，不準用公款購買煙、酒,。后續(xù)演變?yōu)槊�酒名煙不準上宴席�?SPAN lang=EN-US>

而在以往的廉政工作會議上,，也都有嚴格控制公務接待費用的說法。比如,，在2011年的第四次廉政工作會議中,，也提出了“公務接待要嚴格控制經(jīng)費，嚴格執(zhí)行標準,，嚴禁贈送禮品”,。此外，還有限價令,、酒駕入刑,、央視黃金時間對酒類廣告條數(shù)的限制等政策。據(jù)不完全統(tǒng)計,，1989年來,，嚴禁公款宴請、增加白酒稅收,、限制白酒廣告等相關政策共18條,，但均未引起白酒整個行業(yè)的動蕩與高端白酒的價格下調(diào)問題。

第二,，標準尚待明確,，并未對“高端白酒”形成清晰界定。在今年3月26日的廉政工作會議上,，僅提出“要嚴格控制‘三公’經(jīng)費”,、“禁止用公款購買香煙、高檔酒和禮品”等內(nèi)容,，但會議對什么是高檔酒并沒有給出清晰界定,，這意味著“三公”經(jīng)費目前并沒有可操作的實施細則,。

從會議召開至今兩個多月以來，僅得知重慶在全國“三公”消費中第一個限喝茅臺,，瀘州老窖被換成二線品牌詩仙太白，其他似乎并沒有明確規(guī)定,。而深圳紀委在5月16日下發(fā)的《關于嚴禁公款“大吃大喝”及相關事項的通知中》,，雖然也提出了“市內(nèi)接待要嚴格執(zhí)行用餐標準，不得安排名貴菜肴和高檔酒,，違者由接待單位主要負責人個人承擔超出接待標準的費用”,，但仍未對“名貴菜肴”和“高檔酒”做出說明和界定。

第三,，即便出臺細則,，仍有規(guī)避途徑。即便有具體標準,，“公款吃喝”仍具有規(guī)避檢查和約束的路徑,。例如，在某大型電子商城中,，標價1399元的52度五糧液1618,，可見到“買酒是否可開辦公用品發(fā)票”之類的咨詢，而得到的回復為“可以”,。由此可見,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，即便是已經(jīng)出臺細則,，渠道上也有應對措施,。

第四，中國酒文化形成已久,，短期內(nèi)難以轉(zhuǎn)變,。中國從3000多年前就開始釀酒，酒文化一直滲透于整個中華民族的發(fā)展歷程中,，而且已經(jīng)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根深蒂固,。而在現(xiàn)有的中國酒文化和社會環(huán)境下，高端白酒實際上承擔了一種社交媒介的角色,，在宴請和饋贈中已經(jīng)成為身份和檔次的象征,，能夠滿足主賓雙方的心理需求。而這種情況,，在沒有更好的替代品出現(xiàn)之前,，暫時是不會改變的。

再看看第二種說法：“三公”禁令影響了公眾和囤貨者信心

這也值得商榷,。如果這個說法成立,，那么囤貨者和股票投資者理應都會受到影響,，終端零售價格、批發(fā)價和股價均應下挫,。而事實上,，下降的僅僅是終端價和零售價，股價不降反增,。除3月27日降幅較大外,，4月初反而開始回升，5月初股價已超過3月26日,，并仍然保持上升趨勢,。可見受到影響的只是囤貨者信心而非股票投資者信心,，主要影響因素并非“三公”禁令所致,。

高端白酒是否集體降價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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